我國銀行體系正經歷著深刻的結構性變革。自2023年以來，銀行業尤其是中小銀行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盈利能力受限，資產與負債兩端問題叢生。與此同時，監管政策積極推動變革，引導中小銀行通過改革化險、兼并重組等方式適應新的市場格局。在此關鍵節點，深入剖析中小銀行的現狀、監管舉措以及借鑒國際經驗，對于探尋其未來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小行在資產及負債端面臨的雙重困境

2023年以來，銀行業的盈利能力面臨巨大的挑戰，特別是中小銀行，原有簡單粗暴的增長模式難以維系。過去數十年，中小銀行以信貸投放賺取利差為主，做大信貸投放規模是第一要義。并且在地方GDP增速等考核指標壓力下，存貸款增速指標對金融業增加值和GDP增速的影響相對較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銀行普遍存在信貸規模情結。

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實體需求不足，依靠野蠻堆規模和下沉客群攫取高利差的盈利模式難以為繼。

在負債端，銀行成本壓力巨大。2023以來銀行存款利率經歷三輪下調，且2024年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將銀行非銀同業活期存款利率納入自律管理，但仔細翻看各個銀行存款成本的下降情況卻不容樂觀。即使是業內公認優秀如招行，也出現了存款定期化的趨勢，整體行業呈現出凈息差持續下行壓力。更不用提各大中小銀行，頂著監管和行業自律協會整頓的風口作案，仍然有小行年底絡繹不絕地進行高息攬儲，以吸引對于利息敏感的客群。

在資產端，因監管政策限制中小農商不得跨省展業，限制了他們像大行一樣進行更合理的資源配置與信貸投放，而正因為網點相對集中，區域發展受限，加之自身專業能力不夠，想要完成中間業務的拓展在現有環境下無疑是地獄級難度。

留給他們的只有發展普惠和三農，但此類業務“看天吃飯”，信貸投放回收有很強的不確定性，盲目的擴張只會導致銀行壞賬率提升，而中小行資本金不足，將引發很大的問題。

2024年暴露的城農商行集中爭搶投資30年長期國債現象，更是反映了中小銀行在資產端的困境。因在信貸市場被大行通過價格戰方式擠出市場，中小銀行特別是農商行熱衷購買10年及30年長期限債券，資產欠配的邏輯下債券利率不斷刷新歷史紀錄。從上市農商行的最新季報里可以管中窺豹，24年三季度部分中小行的投資收益一欄正式取代手續費及傭金收入成為非息收入的增長亮點，投資收益的規模及收益相較往年同期大幅提升，占營收的比重也同比提高，部分農商行光投資收益一項的占比就達到了20~30%，對利潤的貢獻用“半壁江山”形容并不為過。

但這背后暗藏風險，引發了監管機構的擔憂。2024年8月7日，交易商協會宣布對四家農商行啟動自律調查，據監測發現四家農商行在國債二級市場交易中涉嫌操縱市場價格、利益輸送。12月2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正式發布自律調查情況通報，劍指四家農商行債券違規交易。12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首批債市違規處罰。其中，湖南溆浦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銀行間債券市場管理規定、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被警告罰款1310萬元。2025年1月3日，有媒體報道指出，人民銀行在總行和分行層面對近期特別是跨年交易日期間激進購買國債的機構進行了第二波集中約談。此次約談的主要對象是公募基金和中小行（以發達地區的農商行為主）。

這些機構自身風控能力較弱，資本金并不充足，如果債市回撤出現大額虧損將會沖擊資本底線，利率風險和主體信用風險也會相互交織放大。硅谷銀行事件為我國加強金融監管敲響了警鐘，過度重倉長期利率債，會致使小行資產負債結構穩定性進一步變差，加劇長短期限錯配，并且風險極易傳染。

二.監管的態度及相應改革

從監管角度看，當前中小銀行面臨著較大的經營壓力和區域性問題。對于一些農商行來說，資本金不足、風險控制差、管理粗放等問題是共性，種種因素導致其在面對經濟形勢走弱及同業激烈競爭中抗風險能力較差。村鎮銀行的問題尤為突出，此前河南等地已經出現了一些風險事件。這些村鎮銀行股東背景薄弱，在資本市場上也難以得到融資，自身資本金少、撥備覆蓋比例低，一旦市場波動或者業務受到大行的階段性吸血，受限于其自身實力及內部風控不完善，抵御風險的能力也較差。

站在央行和金監的視角，防風險是其近年來決策的首要考量，而中小金融機構是整個金融生態中較為薄弱的環節。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要加快農村信用社改革化險，推動村鎮銀行結構性重組，由此開始中小銀行改革重組工作步入快車道。2024年1月舉行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2024年工作會議給金融改革劃了重點，其中全力推進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被放在首位，此外提出農信社改革有序推進。2024年5月底，國家金融監管總局農村中小銀行監管司發布文章，系統性闡述推進農村中小銀行改革化險的最新思路，推動農村中小銀行兼并重組減量提質、減少農村中小銀行機構數量和層級，加強集中統一管理。近期，多個省份陸續按照“一省一策”的原則，加快推進省聯社改革工作。農信社改革化險的步伐亦不斷加快。近日，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全國農村中小銀行機構行業發展報告2024》指出，在“一省一策”體制機制改革背景下，2023年近30家縣域銀行機構市場化退出或吸收合并解散。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浙江、山西、四川、河南、廣西組建省級農商聯合銀行，遼寧、海南成立省級農商行，此外內蒙古農商行也正在加速籌建。最新消息是，2025年1月，江蘇農村商業聯合銀行也獲批籌建。

本輪中小銀行合并重組潮的出現，正是順應監管要求的舉措。根據企業預警通數據不完全統計，僅2024年已有199家中小銀行注銷，注銷數量超過了過去3年（2021~2023年）之和，2021年注銷67家、2022年注銷44家、2023年注銷78家。

三．他山之石-日本的經驗

日本中小銀行的兼并重組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的不良貸款危機。根據重組動機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1）1990~2002年：重組主要為援助出險銀行。日本監管部門通過提供資金支持、承擔不良資產等措施，幫助出險銀行。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其金融體系與地產高度綁定，導致日本銀行機構出現了大量不良貸款。剛開始，日本政府希冀撮合大型銀行并購小型銀行的方式化解風險，但實踐過程中很多問題引而不發，錯過了不良資產的處置黃金期，最終在2002年日本政府推出了《金融再生法》，通過加大核銷力度、資產重組、財政注資等方式積極主動化解不良貸款壓力。

2）2002年~至今：重組的主要目的是減少過度競爭。監管開始加大力度開展不良處置，破產機構減少，但由于日本經濟增長乏力，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帶來長期的投資收益持續下降，日本也采用了QE手法長期維持低利率的金融環境，銀行只能維持微薄的息差過活。通過兼并重組的方式減少無意義的競爭，減少無效金融供給，可以改善銀行業盈利能力。

隨著經濟發展形勢和行業的變遷，日本的地方中小銀行數量從1990年末的132家逐漸減少至2023年末的99家，地方中小銀行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一，隨著行業供給側改革持續推進，行業整體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日本的經驗為我國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范例，在地產泡沫破滅后，社會缺乏有效需求，通過合理的兼并重組、加速內部資產盤活等舉措，中小銀行業慢慢走出困境。

我國央行于近期發布了《金融穩定報告（2024年）》，對3900家銀行機構開展金融機構評級，央行評級體系科學地將風險從低到高劃分為11個等級，包括1至10級以及D級，需要指出，8至D級被標記為“紅區”，意味著這些機構面臨較高的風險。紅區銀行357家，其中，農合機構（含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紅區銀行數量占整體紅區銀行比重較高。《金融穩定報告（2024年）》顯示，絕大多數省份存量風險已壓降，湖北、浙江、西藏、上海、山東、青海、江西、江蘇、福建9個省區市轄內無“紅區”銀行，另有14個省區市轄內“紅區”銀行維持在個位數水平。通過進一步的兼并重組、內部整合，紅區的風險暴露正在逐步減小，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進一步增強。

盡管中小銀行面臨諸多挑戰，但也迎來了變革的機遇。相信在持續的探索與改革進程中，我國中小銀行將不斷提升競爭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定繁榮貢獻力量。同時，監管政策的持續完善和有效實施將為中小銀行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助力其在金融體系中找準定位，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資料】

1.興業研究——日本中小銀行兼并重組的經驗鏡鑒2.央行及金融監管總局官網3.Wind上市公司財報